今年是选举之年，也是国际历史上选举数量最多的一年，同时也是极右翼民粹主义抬头的一年。
所有选举的一个共同主题是右翼民粹主义的日益崛起，伴随着反移民言论和政策的煽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趋势滋生了敌对的反移民和反庇护情绪。在欧盟投票之前，极右翼政党获得了巨大的支持，尤其是在法国和德国等国，反移民纲领在民意调查中处于领先地位。
这种转变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是民粹主义言论，它将移民视为对国家认同和安全的威胁。在经济日益不稳定的背景下，这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担忧。最近在英国发生的伊斯兰恐惧症引发的大屠杀便是这种分裂性政治言论的结果。
随着气候灾害成为移民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未来的全球移民和难民危机将面临严峻挑战。干旱、气温上升和海平面上升等缓慢发生的事件，以及冰湖溃决洪水等突发灾害，预计将在未来几年造成大规模的流离失所。
这些压力因素对巴基斯坦等农业社会的打击尤为严重，加剧了粮食不安全状况，摧毁了社区生计，迫使人们向城市中心迁移，最终移居国外。
气候移民现象已经在全球高风险地区显现。世界上最贫穷的人们正被迫逃离家园，而全球北方国家则应对气候危机负有主要责任。
然而，为气候移民制定合法和安全的移民途径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政治概念。相反，民粹主义者倾向于封锁已经军事化的边界，强化反移民法律，并将那些寻求更好生活的人描绘成对经济、生计和社会的威胁。
在2013至2018年期间，全球七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在边境和移民执法方面的支出总计达330亿美元，这一数字是它们为全球南方灾害提供气候资金的两倍。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是第一个将气候与移民联系起来的机构，但遭到了许多国家的抵制，这些国家担心这会鼓励非法移民。经过十年的对话，气候驱动的移民最终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一部分。在损失、破坏和适应协议之前，移民的困境在议程上几乎是不可见的。直到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流离失所问题工作队才成立。尽管这是一个开始，但前方的道路依然漫长而艰难。
另一个主要瓶颈是缺乏对气候移民的法律约束力的明确定义。现有的1951年《难民公约》和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增编并未涵盖气候移民，这使得他们缺乏获得保护的资格和法律依据。极右翼已经划定了难民和移民的界限，使得气候移民的概念更加模糊。殖民历史、跨国化石燃料公司、反移民言论和激进的边境安全政策，都是全球北方用来筑起一堵墙，阻止未来移民和难民的工具。
历史上有许多先例表明，西方对强迫移民的态度往往犹豫不决。这些例子包括在澳大利亚圣诞岛拘留中心遭受残酷对待的寻求庇护者，以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难民在不人道的条件下乘坐救生艇逃离战争前往希腊时所面临的敌意。逝去的生命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一个连续体，揭示了更大的反移民模式。
考虑到印度次大陆分裂的历史，大规模移民对该地区并不陌生，但未来的移民模式将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南亚，主要将表现为国内流离失所。根据《全球国内流离失所报告》，截至2022年，南亚共有1260万人因灾害而流离失所，其中90%是由洪水引发的。巴基斯坦是灾害造成的国内流离失所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创纪录的820万人迁移主要是由2022年的洪水造成的。
解决气候流离失所问题需要调动气候资金，为当地的适应提供资金，确保一线社区得到保护，而不是被迫迁移。政府必须利用气候融资，加强地方主导的适应努力，投资于气候适应型基础设施，改善灾害预警系统，以实现缓解目标，抵消未来的灾害。
鉴于气候移民身份的模糊性，建立一个全面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义至关重要。西方国家不应强化边界、助长反移民言论，而应承担道德义务，帮助气候不公正的受害者。一些国家正在考虑发放气候签证，为因气候变化而流离失所的人提供移民和居留便利。气候变化的影响是一个跨国界和国家安全问题，需要区域合作、信息共享和政策支持，为那些最易受灾害影响的人提供安全、合法的移民途径。
本文由一位毕业于发展与政策专业的作者撰写，专注于气候变化及其交叉议题。联系方式为：[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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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发表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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